季羡林谈人生 季羡林谈人生的感悟语录最新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语录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语录现指能引起共鸣的、发人深省，有一定传播力的名人之言、网民言论、社会事件所产生的新词条。那什么样的语录才算得上是经典呢？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以下是小编给家人们收集整理的9篇季羡林谈人生的相关文章，仅供参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季羡林谈人生 篇一

他，阅尽人世沧桑而成就从容不迫的气度；他，冒险下海经商，从一贫如洗到身家亿万；他，参政议政，数次政协提案切中大国发展的关键；22年劳改生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成就传奇人生；当人们习惯清谈，他却创出了一条中国文人的另类道路。

这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写于2008年1月底，是他刚刚完成的新作。本文以洋洋洒洒近三万字动情地讲述了曾经荒诞的历史，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以参与者和过来人的心态，以回顾和前瞻相结合，恳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失。

财富幻象/车耳

美元贬值，次贷危机，谁在掠夺我们的财富！股市震荡，资产缩水，如何保住手中的财富！揭秘货币战争，透析资本战争，探源次贷危机，厉以宁教授倾情作序！

富有学术精神的生动阐述，逻辑清楚、人人都能读懂的金融评论。

全书旁征博引，以美国的货币政策、经济现状、消费观念、金融政策、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大量实例，指出了繁荣而富足的美国经济所呈现出的衰落趋势，分析了目前他们健全而完善的信用制度中所隐藏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财富和信用幻象之下真实的美国社会。同时，重点讨论了这些变化和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映射。

忆往述怀/季羡林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素以学术造诣深厚而著称，且有大量散文随笔问世。本书收集了大师近年发表的散文随笔，其蕴涵大师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

领略大师风采，传承智慧文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经典散文全新结集出版。全景展现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世事的感悟。

图书排行榜

书名作者出版社定价

何以笙箫默顾漫 朝华出版社 18.00

忆往述怀季羡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5.00

用一生去忘记张欣作家出版社 25.00

记忆的红皮书朱大可花城出版社 34.00

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中国海关出版社 23.00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20

中国骑兵王外马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6.00

财富幻象 车耳 人民邮电出版社 35.00

此去经年 庄羽 文汇出版社 20.00

我是大明星 王栎鑫 俞灏明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48.00

季羡林谈人生 篇二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提到的左联烈士胡也频，那年季羡林在济南省立高中读高三，胡也频是他的国文教师。季羡林记得胡也频不讲《古文观止》，而是讲“现代文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胡也频曾经带学生办了一份刊物，宣扬革命思想，季羡林在里面写了一篇稿：《现代文艺的使命》，这也许是季羡林的文字第一次成为印刷品。

丁玲，现代作家，是胡也频的妻子(也有人说没登记)，曾经从上海去济南探望夫君，季羡林等学生眼中，丁玲是大小姐、金凤凰，和胡也频相比，丁玲高大丰满，穿着高跟鞋试图征服校园里坑坑洼洼的路，最后是胡也频扶着她才走了下来。

冯友兰(1926年)

季羡林没有听过这位哲学学者的课，但是1926年，15岁时，他用的《人生哲学》教材，是冯友兰先生的手笔。后来冯友兰和季羡林曾经一起出访国外。

冰心(1930年)

冰心先生当时是知名作家，也是一位严格的选修课老师。她曾经因为不选课的旁听者太多，对台下说：“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吓跑了来偷听的季羡林，多年后两人见面，把这事当笑谈说起。

朱光潜(1931年)

研究西方美学的美学家、教育家和出色的翻译家。1931年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在清华兼课，季羡林听了他的文艺心理学。朱光潜可谓学贯中西，他精通英法德文，翻译了110万字的黑格尔著作《美学》，但是他在课堂上，总是用中国古典诗词举例，以便让学生们听懂。

胡乔木(1930年)

胡乔木和季羡林是清华校友，胡乔木是历史系，当时叫胡鼎新，进步青年胡乔木曾经多次动员季羡林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季羡林自己回忆说不敢，但是也没有告发胡乔木，他们的友谊持续到了胡乔木的生命走到终点。

老舍(1930年代)

老舍是季羡林一位高中同学大学时的老师，季羡林的同学李长之在家里请老师吃饭，季羡林在饭局上认识了偶像老舍。老舍先生有一次在理发馆刮脸，季羡林也来理发，老舍就在走入时悄悄把季羡林的账结了。有危机意识的民族往往特别珍重高龄的老人，他们是保存着许多有用的知识和记忆。对于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季羡林来说，他的回忆录里保存着很多民国学者的轶事。

季羡林曾经写过一本《季羡林谈师友》，来评说那些给他点亮了光的人们。年深日久，许多曾经响亮的名字如今都已经不常闻于今人的耳边。今天重提这些名字，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群星荟萃的民国时代。

如果各位有幸在1930年考进北京大学，就能遇到其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师友共同铸造了学者季羡林。

瓦尔德施米特(1936年)

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教授，季羡林在德国的导师，和今天一样，梵文这样的冷门专业学生极少，是多个老师教季羡林一个学生，后来二战爆发，老师被征进了军队。1980年季羡林访问哥廷根，和已经83岁的老师重逢。

陈寅恪(1930年)

民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真正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伟大知识分子。季羡林在西洋文学系就读，陈寅恪仅仅是他的选修课老师，教过他“佛经翻译文学”，这使得季羡林后来走上了研究梵文的学术道路。陈的学问非常扎实，重视考据，而不是像1949年后的许多文人那样见风使舵，捏造历史。

1946年之后季羡林经陈寅恪推荐回到北大执教，北平物价飞涨，有时候季羡林会买几瓶法国神甫亲手酿造的红酒给老师带去，那时中关村还是农田，去清华的路上就可能遇到要买路钱的贼人。

陈寅恪1969年文革中遭到残酷虐待而死，季羡林曾经回忆说，自己没有批陈老师，守住了底线。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51年。

E、西格(1941年)

季羡林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觉得西格教授就是自己的祖父，这位教授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之后，以80高龄回到学院中来，教季羡林吐火罗文。当时季羡林掌握了七八种语言，对这种文字兴趣不大。西格教授不容分说，强教他吐火罗文。这种文字成为季羡林解读新疆一些残卷，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

金岳霖(1930年)

季羡林选过金岳霖的逻辑学课，是金岳霖的学生。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朋友，因为恋着才女林徽因，终身未娶。

梁实秋(1946年左右)

作家梁实秋和鲁迅常年不合，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而非阶级。季羡林极爱梁实秋的文字，他为梁实秋辩解说：“鲁迅说的未必全对。”两岸恢复联系之后，梁实秋特别命令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去看望季羡林。

胡适(1946年)

季羡林谈人生 篇三

佛教东传中土近二千年，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之弘扬，帝王将相、饱学之士之推崇，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思想层面，佛学哲理与儒道相融相契激荡出耀眼的思想火花。佛教的研究者代不乏人，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玄奘西行归国后将约一千三百三十卷经文译成汉文，功莫大焉。至隋、唐，佛教达到鼎盛，名僧辈出，并形成中国的八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到唐末、五代时期，因统治者抑佛政策及战乱，佛教逐渐衰弱。尽管如此，佛教的影响并未稍减，自隋唐到宋明清，许多文人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宋明时期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以及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均能见出佛教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可见，佛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学界精通佛教文化者并不在少数，但能够同时对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做过深入研究者则堪称寥寥，而能够将上述领域都融会贯通者非季羡林莫属。季羡林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以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为对象开始了数十年的研究。季先生自己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佛教文化。不过，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而这也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研究上的与众不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荣宏君编注的《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一经面世，便获得了学界和书法界的好评。这本著作收录了三十余位高僧关于佛教的诗句或偈语。从前秦的道安开始至近代海灯法师止，这些高僧大德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不可或缺，其珍贵的佛教思想历经二千年而熠熠生辉。书中所有佛教诗句和佛家偈语均由季羡林先生手书而成，尽管季先生并非专业的书法家，但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书法无疑也是弥足珍贵的。本书中所收录的季先生书迹，意态生动，体势兼具，遒媚不凡，有俊逸空灵之妙，虽与专业书法家相比亦毫不逊色。这些表现佛教经典语句的书法作品为我们揭开了一扇通往精深佛学世界的窗户。

本书首先对历代高僧进行追根溯源，以流畅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勾画出高僧们学习佛经以及弘扬佛法的足迹，再对季先生所书偈语或话语录释义。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高僧们的人生和弘扬佛法的历程，而是注重深入地揭示他们的思想，在解释偈语时作者采用了一种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在诠释诗句中所蕴含深邃思想的同时又带给读者阅读上的愉悦。

荣宏君在撰写这本专著之前，曾经多次拜访季羡林先生，就佛教文化做了长时间交谈，在撰写过程中又不辞辛劳多方寻找资料，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季羡林说佛遗稿汇编》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中既可以看到他对于佛教文化的挚爱和理解，也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季羡林先生的尊重和崇敬。在书中，季先生抄录偈语“门前自有千江月，室内却无一点尘”，可谓微言大义，恰可形容季羡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心态—宁静而执著。

季羡林谈人生 篇四

张鸣著 重庆出版社 2010年10月出版

这本书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了晚清一直到现代社会的人文、社会状态。作者以社会各色人等在社会动荡时期的心理、行为特征为切入点，进行案例分析，逻辑缜密，文字通俗，风趣幽默。读者可以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感觉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的心理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小到大说日本》

刘德秦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l0年9月出版

作者根据自己在日本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丰富的史料、各国专家论述等资料，历时20年的时间，以震惊世界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为切入点，上下日本历史近千年，深入独到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日本民族和他们的民族特性。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

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出版

自2008年10月13日开始，直到季羡林去世前的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教授协助季羡林先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先后进行口述录音75次。这是年近百岁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讲述他的人生经历。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 法律出版社 2010年9月出版

江平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这本书共分五卷：似水流年、廿载逆境、我的教与学、大立法时代、为法治呐喊。在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江平先生一生的坎坷与荣辱，也涉及了其经历或了解的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江平先生人生历程和治学过程的记录，更是一部新中国60年来法制进程的缩影和历史写照。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方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9月出版

季羡林谈人生 篇五

97岁的老人说起话来节奏有序，逻辑通彻。“我们要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的内心和谐。”

我说：“人的各种欲望很多，如何做到内心和谐呢？”

季先生变得严肃起来，带着一丝忧虑的神情：“和谐是一种文化。我要讲的是天人合一，人人合一，个人合一，三个层次，缺一不可。而个人合一很重要，讲的是个人修养。读小学的时候，我就上过一门课，叫‘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季先生用一位老人平和的口气对我细细道来，话语中充满着哲理与智慧。“和谐是发展，是进步。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更为重要。”

季先生还特别强调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做了，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不仅仅对中国是一个贡献，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我对先生所提出的内心和谐有了顿悟之灵。“致虚极，守静笃”说的就是心理健康，人格健康。而内心的和谐，是每个人在起伏多变的生活大海里应该寻找的一个平衡。不和谐就是不平衡，不平衡的状态就是矛盾的状态。而不平衡的主体是人，人的不平衡始于内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读过老先生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讲的就是内心和谐的哲理。有为有不为，“为”，就是“做”。应该做的事，必须去做，这就是“有为”。不应该做的事必不能做，这就是“有不为”。

交谈间，我想到一句名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知足常乐。”我们应该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则社会必能安定，天下必能太平。在此，季先生在《我的人生感悟》中有一段话，令我回味无穷。“至于知不足，在汉文中虽然字面相同，其含义则有差别。这里所谓‘不足’，指的是‘不足之处’，‘不够完美的地方’。这句话同‘自知之明’有联系。”

季羡林谈人生 篇六

2008年10月，北京大钟寺古玩市场的字画商人张衡的字画商人张衡向媒体举报，自称在拍卖市场上拍得季羡林私人藏画10余幅，怀疑是季羡林秘书“监守自盗”，目标直指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的妻子杨锐。北大校方声明，认为季老藏品并未外流，张衡手中字画全系伪作，媒体跟进报道，引爆“假画门”。

2008年11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时隔13年之后，在解放军总医院(301)西院的高干病房见到父亲，他给父亲带去了家乡风味的饭菜，还当众下跪，重续父子之情。季承说，北大不但隔断他们父子相见，还不让其他亲属探望。北大认为这是季老家事，一直尊重季老意愿，并指责媒体“缺席审判”，是为“隔绝门”。

张衡；欲罢不能的购画者

张衡想退出了。

自从参与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宣布为避嫌退出之后，张衡就多次表示要跟北大讲和，平息事件，自己退出。他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秘书换了，季老安全了。

张衡并没有退出，他声称自己随时准备着弹药，“只要有人骂我，我就出来反击”。举报事件让他成为媒体追逐的宠儿，他很乐意展示自己的口才，在大钟寺“二酉堂”书店，如果心情好。他能跟来访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个小时。不过，要是风头不对，他也会三言两语把你打发掉，甚至彻夜关机。

说起盗画案，他已非常熟练，故事始于2007年4月。在“北京金兆艺术品拍卖会”上，他发现了季羡林收藏的16幅书画作品，包括费孝通、吴祖光、臧克家等名人的书画作品。他拍下其中的14件，成交价共6.1万元。这些作品都有“季羡林上款”。

曾跟季羡林有过交往、之前经常出入季家的张衡，在当天拍下藏品之后，找到金兆公司艺术总监崔贵来，问这些画是怎么来的，崔的回答让张衡吃了一惊。崔贵来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这些字面绝对没有问题，不能保证全是真的，但里面肯定有几幅是货真价实的宝贝，你拿回去倒卖一番，肯定能赚大钱，说着还绘声绘色她讲起自己去北大副书记吴志攀家里挑画的情形：吴志攀身高约为1.65米，看上去老实朴素，但一双老实的眼睛后面还藏着另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面对媒体的崔贵来有些摇摆，一会说张衡的画肯定有真、有伪，但季羡林的东西在市场上出售是事实，一会又表示自己从不认识张衡。金兆拍卖公司已经歇业，北大的声明称，金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注册于2003年5月，注册地址在怀柔区庙城镇彩各庄村2号，法人代表马淑琴，但查无此人。“我们俩的关系只有我们自己清楚。”张衡说他跟崔贵来是好朋友。因为自己还欠着他的钱，所以崔说话有些小心谨慎。

张衡拿到字画之后开始跟北大联系，“打电话、寄信函、发电邮，所有的组织途径都用过了，就是石沉大海”。2007年9月下旬，张衡通过中间1人带路，进了戒备森严的301高干病房，见到季羡林，他带来拍卖图册，季羡林并没有看，只是告诉他：字画和稿费我都不要了，我就想换个秘书，拿你这个取个证。

知道季羡林的心意之后张衡带着季写的字条四处奔走，用他的话说：“上书中纪委，上书党中央。”但北大―直持反对态度，认定张衡手中字画为假，举报不实。直到他找到唐师曾，通过媒体把事态扩大之后，北大才更换了季老的助手，北大英才交流中心的崔岩接手杨锐的工作。

在唐师曾拍摄的全面视频里，季羡林表示，偷字画的事两三年前就知道了，“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张衡后来对记者说；“这是季老知道我受到压力，在保护我。”

在另一段视频中，记录有这样的细节，一边是张衡口气急切地说“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这个笔怎么不行了”一边是98岁的季羡林迟滞地拿笔写字。一会，“张衡同志帮助我解决身边工作去留问题”的字样，出现在印有“季羡林用笺”的信纸上。写完后，张衡指着文字的一部分说，“在这儿加人员两字，这儿这儿”，季羡林先加了一个人，张衡又指点，季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在写好的人字右下又加了一个“员”字。

以上细节被《南方周末》披露后，张衡打电话大骂当事记者。“他是向着北大那一方的。”说起那次采访，张衡承认当初的一些说法是在开玩笑，有些地方“我也是在胡说八道”。

现在张衡持有季羡林写给他的5张字条，他还留了写给温家宝总理字条的复印件。其中最有份值的一条是“现约请张衡同志协助我处理日常事务。季羡林08.10.16”，张衡说这张字条自己仅用过两次，都是出示给北大领导，不敢滥用，以后也不会有其他用途，更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字画生意中。

张衡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据他介绍，2005年之前，一直从事图书批发和交易，还跟一些出版社合作出书，手下员工几十人，租赁着几千平米的大库房，但是几年下来，净亏损200多万，还总发生偷书的现象。后来，他把公司解散，投身书画交易市场，凭借自己的眼力和专业知识，每年都能赚到将近300万元。他说，这个市场上99％的画都是假的，但自己买的100件里，总有三五件是真的。他举例说自己曾经花1000块钱买了一幅画，以30万元的价格卖出，后来别人又卖到80万的价格。

新华书店总店的张主任证实了张衡开图书公司的说法，新华书业开发公司曾是总店的附属公司，主营文具和图书批发，因为经营不善，作价80多万卖给张衡。张把办公地点设在大钟寺古玩市场的门店里，后来公司要倒闭，张衡还曾找新华书店总店，希望对方回购，但遭婉拒。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也认识张衡。十年前张衡在海淀图书城开学术书店，曾找刘苏里取经。

但自认眼力不错的张衡还是遇到麻烦了。2008年12月14日，就在季羡林盗画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青岛英德隆公司老板刘广龙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张衡卖给他的四幅徐悲鸿画有问题，要求退还预付款90万元。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但张衡明显信心不足，虽然“徐悲鸿的画是经过其夫人认定的真实作品”，但他认为在这个关口，吴志攀所在的法律界会给他点颜色看看(吴曾为北大法学院长)，“很有可能会做出对我不利的判决”。张衡现在最头疼的是，如果败诉，自己拿不出需要赔付的90万现金。

记者看到，大钟寺博物馆内的古玩市场生意冷清，鲜有游客出入，一张醒目的“二酉堂”广告牌立在门口，门卫说，这个牌子两个月之前才放过去。

季承：13年未见父亲的尴尬“继承”者

季承并不关心字画的真假，也不在乎父亲的字画有没有流失，他只关心北大什么时候把蓝旗营房子的钥匙交给他。“我相信组织，相信北大，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季承已经从北大保险柜里拿回父亲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但

钥匙和工资卡还没拿到。

2008年11月的一天，73岁的季承上网浏览信息，发现一则关于父亲季羡林的新闻正妙得火热，他赶紧了解情况，看到张衡、钱文忠、唐师曾等人把矛头直指北大，为季羡林受到不好的对待而“抱不平”。

第二天，季承就去找了张衡。张衡回忆说，那次一下来了四五个人。男女都有，季承跟他聊了半个小时，没怎么表态，也没有看画。其后就发生了301医院里父子相见的一幕。那时，季承也把矛头直指北大，说北大利用他们父子之间的嫌隙，从中作梗，不但不撮合，反而人为阻隔。“没有这起盗画事件，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上父亲。季承说。

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北大是在替季承背黑锅，因为涉及季老家事，为了保护季老，北大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公布真相。”他认为北大不会阻碍正常的人伦之情，是季承在一些事情上惹怒了季羡林，两人曾经断绝父子关系，季承每次去医院求见，都是要征求季老意见的。

2003年季羡林写给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似乎能作为佐证：“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301医院的刘干事讲述了探视患者所经过的必要程序：探视者到警卫处登记，院方会联系患者本人，征得同意后，即可放行，但鉴于季老的身体状况，一般都是通过秘书转达。不过，钱文忠、蔡德责、段晴等季门弟子都证实，探视还比较方便。

季承也不愿意提及往事，“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们不说这个话题”。但北大内部人士透露，当年季承与家中保姆相恋，与父亲闹翻，很多北大人都是知情的。季承的邻居也说，他们家的女主人看起来才30多岁，刚刚生了孩子。在记者与季承通话过程中，时有孩童咿咿呀呀的声音传过来。季承承认老来得子，现已5个月大。

赵敦华说季羡林已经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北大了，包括外界认定的那184幅私人藏画，并经过了正常的法律程序。但季承认为这样的“裸捐”是完全不合法的。他希望北大能够把季羡林的所有财产都归还家属。

2008年11月的那次探视，季承让季羡林写下委托书，授权他管理家和藏品，但由于只有签名和印章而遭到北大质疑，12月6日，季承又去找季羡林重新写了委托书，在场的人还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名：“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12月6日于301医院。”

季研所：季羡林的价值开发商

“季研所”是季羡林研究所的简称，成立于2005年季羡林94岁生日那天，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出资组建，是国内“季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两位副所长分别是蔡德贵和钱文忠。“假画门”发生之后，季羡林写给温总理的字条上说，“我现在需要一位助手。山东大学蔡德贵同志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最适合担任这个工作”。现在，蔡德贵陪伴在季老身边做口述历史。

蔡德贵还是《季羡林传》的作者，那本出版于10年前的传记，首印一万册，销售一空，后来更换出版社，加印5000册，销售状况一般。据介绍，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工作除了出版《季羡林学刊》，就是编辑策划有关季羡林的图书，成立3年来，先后出版了《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佛》等11本图书。这些书籍并非季羡林的新作，而是从他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提炼摘选出来的。其中《季羡林谈人生》卖得最好，前后印刷了18次，总销量将近15万册。

蔡德贵说季羡林给人的感觉是学问很深、高不可攀，但这些图书经过重新抽选编辑，把浅显有用的知识传播开来，更适合大众阅读。这些图书并没有全部获得季羡林的授权，有些是书出来之后才告诉他的，但总稿费达75万元，全部都是蔡德贵送到301医院。

钱文忠是季羡林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百家讲坛》“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主讲人，蔡德贵给他的评价是“关门弟子、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在季羡林研究所，他只是挂一个虚职，没有做实际工作。

从“假画门”到“隔绝门”，钱文忠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专程赴京，在观看了张衡提供的臧克家书法、吴祖光书法的照片后，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表态写道：“毫无疑问，全是真迹。那不是那么容易仿冒的。”但艾青和臧克家的亲属出面澄清、认定作品为假后，钱文忠又改变看法：“我要是张衡，有些字画，我是不会拿的。”

在北大沉默的大多数时间里，作为明星学者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钱文忠，成为言论被引用最多的人。北大教授赵敦华说，钱文忠是季羡林的硕士生，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钱文忠在逻辑关联上驳斥了赵敦华，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指出自己自40分钟的录音证明“问题很大，水很深”。

北大：事实上的季家大管家

自从2003年季羡林住进医院，就一直与外隔绝，所有事务都由北大派出的专门人员负责打理，就连每年住院的34万医疗费用，也是北大支付的。同时，季羡林的一切私人财产也都由北大掌管，包括户口本、身份证、存折、工资卡、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

在医院为奥运频道《武林大会》栏目题词、为动画版《孔子》题写片名、为山东东阿阿胶集团题词“东阿阿胶博物馆”……近两年间季羡林的多次题词，多数被用于商业活动。张衡说，季老的很多题词都被拿去卖钱。季羡林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透露，杨锐一年要求老先生写100幅僧人语录，南于季老身体状况欠佳，去年只写了50幅，这些字画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季羡林的稿费也是一笔糊涂账，老秘书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回忆说，季羡林的稿费出过一次事故，《牛棚杂忆》出版时首发8万册，工作人员领回2万元稿费，李铮觉得数目不对，就让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得知稿费是20万。后来那个工作人员把钱还回来了。蔡德贵前后给季老送去稿费75万，也不知下落。最近，季承带着儿子来看季老，护工开玩笑说该封红包，季老居然拿不出钱来，还是护工借给他3000元钱。蔡德贵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元的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送来，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

两年前，季承曾给北大写信，认为北大这样对待季羡林是不妥当的。但没有回音，他找到学校，学校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不过，吴书记每次都不在。

北大对此不予置评，吴志攀夫妇也不愿面对媒体。但在吴教授生日那天，他的学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培新撰写长文，为恩师辩护。罗培新说，11月2日晚(季羡林父子相见的前夜)，吴志攀在华政做讲座，上海的吴门弟子悉数到场，在吴老师房间，师生聊至深夜。告辞之时，学生们读出了恩师眼中无尽的悲凉。罗培新还透露，事发后，师母昏厥过去，一度呼吸终止，现在师母情况有所好转，但每天要服用抗抑郁药物。

北大并没有委任崔岩为秘书，但蔡德贵做口述历史时，崔岩也会拿出录音笔，说是杨锐交待，要跟着录。季羡林回应说：我们录我们的。可见季羡林对杨锐是有意见的，他曾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从“假画门”到“隔绝门”，北大新闻中心一共了两条声明和一篇“答记者问”，主要内容分别是“季羡林藏品并未发生流失”、“张衡手中字画全系伪作”和“尊重季老家庭事务”。北大首席新闻发言人赵为民拒绝接受采访，在11月5日北大主办的“2008东亚四国大学校长论坛・北京会议”新闻会上，《成都商报》记者提问季羡林事件，赵为民反问：“你没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吗？”

2008年12月12日晚，在北大逸夫楼模拟法庭内，校内外专家就“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召开“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会上诸位专家针对媒体报道展开讨论，学者们“十分警惕媒体不受公共理性约束的危险”，北大教授强世功认为媒体缺乏管束，“无冕之王”其实是贬意，并归纳出“法律向媒体投降”、“大学向媒体投降”的结论，引得北大学生喝彩。

季羡林谈人生 篇七

稍往前点说，季羡林当过了古稀，年届耄耋之时，曾有好多人问他：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季羡林的答复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阅世新语》39页《老年谈老》)季羡林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人过了八十，仍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干事，勤勤恳恳为后代著书立说，从来没让自己的大脑懒惰过。

2000年12月20日，季羡林在《九十述怀》中说“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十年内，季羡林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部著作《糖史》(长达八十万字)。在撰写《糖史》过程中，他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两年时间里，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他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料，而且又多是国外的资料。为了收集资料，他不时地向海外求援，勤动脑，花心思，自不必说了。他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成了以后，季羡林已是望九之年了。在耄耋至望九之年，能完成这样长篇巨著的人，古今中外只有极少数，季羡林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2007年10月，季羡林在九十七岁之际，又出了《阅世心语》一书，多么令世人钦佩！在《阅世心语》的好多篇文章中，季羡林都引用了陶渊明《神释》诗的最后四句，多次提及这四句诗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都像陶渊明《神释》诗最后四句说的那样去做：“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规劝老年朋友禁忌“老想到死”。最正确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季羡林谈人生 篇八

谈毁誉

好誉而恶毁，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

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地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我记得在什么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最心爱的人，只有一只眼。于是他就觉得天下正常的人都多长了一只眼。这样的毁誉能靠得住吗？还有我们常常讲什么“党同伐异”，又讲什么“臭味相投”等等。这样的毁誉能相信吗？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由于各人禀赋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不会一样，都会有点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各人自是其是，而不必非人之非。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话本来有点贬义，我们可以正用。每个人都会有友，也会有“非友”，我不用“敌”这个词儿，避免误会。友，难免有誉；非友，难免有毁。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抱上面所说的分析的态度，切不要笼而统之，一锅糊涂粥。

谈礼貌

眼下，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抱怨现在社会上不讲礼貌。这是完全有事实做根据的。许多年前，当时我腿脚尚称灵便，出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多，几乎每一次我都看到在车上吵架、甚至动武的人。起因都是微不足道的：你碰了我一下，我踩了你的脚，如此等等。试想，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谁能不碰谁呢？这样的事情也值得大动干戈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针对上述的情况有机关号召大家学习几句话：“谢谢！”“对不起！”等等。其用心良苦，然而我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堂堂大国竟要学习幼儿园孩子们学说的话，岂不大可哀哉！

现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不讲礼貌的恶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国内，而是会流传全世界。前几年，我看到过一个电视片，是由一个意大利著名摄影家拍摄的，主题是介绍北京情况的。北京的名胜古迹当然都包罗无遗，但是，我的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光着膀子的胖大汉子骑自行车双手撒把做打太极拳状，飞驰在天安门前宽广的大马路上，给人的形象是野蛮无礼。这样的形象并不多见，然而却没有逃过一个老外的眼睛。我相信，这个电视片是会在全世界都放映的。它在外国人心目中会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我想抄一段香港《公正报》上的话：

富者有礼高贵，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谈压力

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的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对一般人来说，法律和其他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是压力。然而这些压力何等好啊！没有它，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人类将无法生存。这个道理极其简单明了，一说就懂。我举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文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文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文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压力如何排除呢？粗略来分类，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一被动，一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切不可杞人忧天。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我的“三不主义”的第三条是“不嘀咕”，我认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季羡林谈人生 篇九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

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6岁入私塾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

1934年，清华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国文。

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

1936年，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至1983年，回国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曾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以学者身份出访多国。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2003年，因身体原因住进301医院，即使在病房里，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爱书，平生也写了不少书。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季羡林小时候打架很厉害 最怕写作文

读小学就知道赚差价

季羡林6岁时离开老家山东省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投奔济南的叔父。书中写道，在济南第一师范小学就读期间，季羡林心里“压根儿就没有‘规矩’两个字”，顽劣成性，“学校规定要写毛笔字，他就和同学互相往脸上涂墨汁……回家以后还乐此不疲，在堂妹脸上画画，也让堂妹为他画胡子。”

季羡林十分聪明，但都没有用到学习上，“他把零花钱攒起来，在上学的路上看见有卖花生的铺，就买一大包，然后分装成小包，到学校里加价卖给同学，赚了点钱。”

带头组织策划打老师

季羡林小学时候，最厉害的是打架。钱文忠写道：“季先生因为个子小，岁数小，常被人欺负，但是他一直要把欺负他的人打服了为止。”更严重的是，季羡林还组织策划轰老师。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师对学生很凶，季羡林就带头策划，说等孙老师一进教室，一拥而上把课桌踢翻，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果子扔向孙老师的脑袋，把他打跑。不过，因为大多数同学临阵脱逃，“起义”失败了，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

怕作文怕得出毛病

除了打架，季羡林还喜欢看“闲书”，特别是武侠小说，并且学着书里的招式瞎练武功。“他听说只要把手指在米缸里经常插，时间一长，把米换成沙子，接着再插，到最后可以练成铁砂掌，一棵树都可以戳倒……他就猛练起来，一直练到五个手指鲜血直流。”

季羡林玩耍有一套，对学习可不怎么上心，极其害怕的是写作文，特别怕用文言文写，“大家难以想象，他怕到怕出一个毛病来。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作文题目，不管什么题目，季先生就马上在自己的作文本上写下四个字‘人生于世’，下意识地写这四个字，接着就没词儿了。”